求是学刊 | 贾康：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下）
摘要：我国现代化进程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引领新常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推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供给侧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有必要从学理分析、理论模型构建、政策建议和供给侧改革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思维要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供给侧改革是实现一系列顶层规划和治国理政方略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供给侧；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三、供给侧改革：可先建构理论模型
构建一个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模型，就是把供给侧复杂的要素抽象、归结为五项基本要素：第一，劳动力；第二，土地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第三是资本——资金能产生增值，带来剩余价值，就有了资本的属性；第四是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应用；第五是制度和管理。这五大要素，在经济动力体系里各自有各自的贡献，是各领风骚的，但是在不同发展阶段里，它们的组合又需要推陈出新。各个经济体的一般经验是，在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过程中，前面三项比较容易被人们清晰感受到它们的贡献和支撑力，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种情况会发生明显改变。从中国自己的经验来说，首先看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后，一开始中国农村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低廉，形成了我们在国际竞争力上的比较优势，便支持着我们一步步走来发展成世界工厂、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过去传统体制下无法与市场对接，一旦到改革新时期，首先在深圳，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也要招拍挂，即通过竞争机制，于是市场经济中的物质利益激励，就使各种主体积极地通过竞争来取得土地使用权和自然资源开发权，后面跟着带出的是一轮又一轮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投资、建设和超常规发展；再看资本：一开始是明显匮乏的，但是有了开放的环境条件，首先便有外资认为到中国市场有利可图而进入，带来的不光是资金，还带来了管理与技术，于是引发了中国本土上不断在跟进中发展着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一轮又一轮的投资与扩大再生产，到了现在，一般评价认为民间资本已十分雄厚，中国整个市场上不缺钱。这三项在前些年的支撑力是非常明显的，但最近几年，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三项供给侧要素的贡献和支撑力在明显滑坡。
劳动力方面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的情况；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我们过去看到它的支撑力，但这些年在城乡接合部征地拆迁补偿成本迅速抬高，本来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还有大约四亿人要从农村到城镇定居，完成整个城镇化过程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动力源与引擎发力伴随的就是建成区必须扩大，而这个扩大过程中，这些年形成的讨价还价机制所抬高的综合成本，已经很显然地威胁着我们进一步往前发展的势头了；资本这方面，现在普遍反映资金是雄厚了，但是这些有钱的主体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一边是“三农”的生产经营，还有小微企业，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那些手中有钱的主体不知道该往哪儿投，这两边对不上，其实反映的是经济学中早就讨论的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已在中国普遍、大量发生，真正处理好这方面升级换代的问题才有出路，一定要有新的一套动力机制。
面对上述三项要素的滑坡，要更多地打后面两大要素的主意，即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必须要强调的制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一说法，不仅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据，而且也可以用一个经济学的简单原理得到说明。生产力的传统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如果能够匹配上科技这一因素而做好“乘法”，那么这个生产力放大效应是革命性的，是引领“颠覆性创新”的，所以它是“第一”。
需要强调，在中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中必须配上制度创新。西方学者一开始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注意到把前面的传统要素算清楚贡献账以后多出的那一块（所谓“索洛余值”），虽然量化起来困难，但是一定跟科技有关。所以，“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把所有东西等量齐观的概念，它强调的是传统要素之外的科技，但我们还需要吸收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成果，明确地加入制度因素，聚焦到制度和科技这两项。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吴敬琏老师过去所强调的一句话，转轨中在很多特定观察下，“制度高于技术”，因为科技创新在中国转轨中迫切需要由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
科技创新自身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创新，包括高校、研究机构、企业要合在一起努力实现的攻关突破，有这么多资金、资源、精力、心血投入下去，一百个项目能成功几个，谁也不清楚，无法打包票，要调动这些创新者的积极性，不是你揪着他的耳朵说你给我出成果他就能提供出来的，必须要有一个适宜的、符合科研规律的制度环境，包括其中的人文关怀。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年初，国务院方面有非常明确的信息，是推出优化学术环境的国办文件，强调不能把官本位行政化的东西施加到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中去，此后中央还专门推出尊重人才、培养人才的文件，最近中办、国办又联合下发了优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文件，其实就是对应着现实中的科研制度供给上的问题来纠偏。
总体而言，供给侧改革的中心思想，是完善供给侧环境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和活力。对此，我的一个观察和认识是，决策上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是“谋定后动”地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从供给侧入手来打造新动力体系，而且是要落到微观主体（企业和创新者）怎么样能够充分发挥潜力与活力之上。
四、供给侧改革：三个层面的建议
（一）第一层面，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在需求管理方面，观察到有大量的供给管理案例和迫切需要，所以强调传统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亟须打破。比如，领导人一定关心全面小康决胜阶段怎么托“三农”这个底，中国广大农村区域的七千万贫困人口怎么脱贫。这个“底”是一定要托起来的。中央文件现已明确要求“精准扶贫”，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供给管理表述，绝对不是一个总量需求管理的概念。什么叫精准扶贫？是要把七千万人的致贫因素一一分析到位以后，对症下药形成一套解决方案的组合，这是一种供给管理方案。七千万人里，有一类可以认定是因为他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一旦认定这一点，那么别无选择，必须采取过去已确立概念的异地搬迁扶贫方式，时间表还很紧迫，再高的成本也必须去做。对于在哪儿找到地皮建新村，怎么组织相关投入尽快把新村建好就显得尤为紧迫。跟着，要组织干部力量逐家逐户去做说服动员，“故土难离”也要离，引导、服务这些人搬过去之后，还要做回访。过去的经验是常常过几个月、大半年，新村的人又跑得七零八落，很多人又回老地方去了，说住不惯，还是原来的地方住得惯，结果还是不能脱贫。所以，一定要巩固搬迁成果，把这件事做到位。第二类，不能认为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能在生产上打通门路而致富？必须赶快组织有水平的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专家过去，给人家耳提面命，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打开具体的致富门路。另外再有一种可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农村往往一人得了大病拖得全家进入贫困状态，这就需要以大病统筹制度覆盖整个农村，包括所有穷乡僻壤，而且还要在里面配上应急的扶助、救助机制，这才能解决这类人怎么脱贫的问题。还有区域性的怎样突破“要想富先修路”方面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过去对此已有认识，现在时间表带来了硬约束。前些天我在四川凉山州参加一个论坛，那里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属高科技前沿，但又有大片的山区，如著名的木里县，藏族同胞聚居区，一万多平方公里几万人全在山里，他们怎么样脱贫致富？所谓要想富先修路，是必须赶快建成几条交通干道，这是个巨大规模的投入，钱从哪里来？凉山州导入新机制，跟民营企业太平洋建设签订协议，太平洋建设用它的经验和可调动的资金，以PPP方式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修成五条干道。这些都是“精准扶贫”解决方案中必须处理好的事情，是非常明显的供给管理问题。
类似的，其他不同领域、不同视角，有很多供给管理必要性的例证。比如，在我国区域发展中现在摆在前面三项的第一项——京津冀一体化，要做的是什么？是问题导向下，必须解决经受时间历史考验、打破三地行政区划局限的高水平建设规划如何形成与实施的问题。现在不得不做的大手笔、大规划是，北京市级的所有管理机构三年之内要搬到五环外通州的潞河镇，打造城市副中心。这使人想起当年的“梁陈方案”，很遗憾大半个世纪过去人们才发觉“梁陈方案”水平如此之高，但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不了，迅速被否定。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了，问题丛生不解决已过不了日子，必须再来一轮新的改造、大的动迁，当然以后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考验。但愿我们这次把所有的功能区，所有应调整的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里的城乡一体化要求，生态、人文考虑全面，在三个行政区划打破局限性的情况下，做一个高水平的优化方案，这正是典型的供给管理，也是一定要接受历史考验的。
科技这方面我有特定体会：当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我也是参加核心组讨论的，认为必须排列出一些以举国之力攻关的项目，因为所针对的科技成果，或者是花多少钱外国人也不会卖给我们，或者是外国人手上也没有的，只能依靠自力更生。传统体制下由于国力原因限制，只能节衣缩食做两弹一星，现在可多做一些了，但也不可能很多，结果是以举国之力，落到16个重大专项上。那里面，有一个当时称为绝密的大飞机项目，现在已经无保密必要，官方媒体正式宣布中国国产大飞机已经下线，进入取得适航证阶段，而且中国人现在手上已经拿到来自全球的几百架国产大飞机的订单。这个纠结了中国人几十年的大飞机，是当年下决心要上马的，没有当年的这个供给管理决策，不会有今天大飞机的重大进展。
另外，一些重点建设事项也是例证：比如与“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有一个事情一开始可能并没有明确意识，但是后来促成了。开始是越南跟我们生事，逼得我们在南海正式成立三沙市，一个地级市对应着220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域，当时只有永兴岛那里有像样的永久据点，有飞机跑道。但既然有了三沙市，除国防之外，对应我们以后的整个发展战略，这几年已不声不响地建成了好几个更大的岛屿，现在网上看卫星图片很清楚，新建岛屿的飞机跑道与永兴岛比都升级了，可以起降最大型的飞机。这样的具体方案设计及其建设，显然对我们全局的战略具有结构优化上的支撑意义，不仅国防上是支撑点，而且我们以后“一带一路”的通信基础设施，成掎角之势的一些后勤补给基地，以及整个通盘考虑的物流体系，统统在这里要组成一套结构优化的基础设施支撑格局。
凡此种种，在中国，在这个层面上做一小结：我们除了继续做好需求管理之外，必须在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国防、重点建设等领域，运用结构性政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促进相关机制（我们称为理性的供给管理）创新改进，以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特别包括制度供给，来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发展的后劲。
这里所表述的理性的供给管理，内含着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供给管理天然合理，一定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创新。我们从长期视野、全局视野看供给管理的一句话，是“守正出奇”：守正是必须顺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认识、顺应、尊重，乃至敬畏市场，但同时又不是把这一点守好了，把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拿过来就可以使中国一路现代化了，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特点，实现成功的创新，出奇制胜。这种创新未必一定成功，但是我们寻求的是一定要有成功的创新，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的政府相结合，才能以出奇真正支持我们的超常规发展，从追赶到赶超，后来居上。
（二）第二层面，我们的看法是要针对中国三大基本的国情约束条件，实施成功的创新走过三段战略分期。
第一个国情制约，是“胡焕庸线”半壁压强型三重叠加的巨大能源环境压力约束。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教授首先勾画了中国的一个基本格局：如果以黑河（那时叫“瑗珲”）为起点画线，连到云南腾冲，大概45度角，右下方我们称为东南半壁的部分，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6%或说1/3多一点，但人口比重却占到了96%。这么多年下来，此格局居然没有多大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多少轮的支边？大量人口的迁徙，变来变去，仍然是19/20以上的人聚居在东南半壁1/3多一点的国土上，不要忘了当年胡教授考察时中国是4亿人，现在则已接近14亿人，上了数量级了。所有这些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都要更多耗费资源能源和形成环境压力。这是第一重，我们称为“半壁压强型”基本格局，这已经是一个各个民族国家里的非常之局了，试想美国的版图跟中国差不多大小，但它整个人口规模只有三亿，是中国一个零头都不到；日本也有人口密集的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但它整个人口规模就一亿出头，跟中国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这个半壁压强，在中国又有第二重叠加：我们这几十年经济起飞中的粗放增长。起飞过程中必然伴有粗放增长特征，但是环境承受力方面的问题已经发展到出现雾霾这种危机因素，大气、水流、土壤的污染，进一步威胁到全民的食品安全与生活安全。再有第三重叠加：现已看得很清楚，中国基础能源“以煤为主”，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根本改变，我们的核电、水电比重是下降的，这些年努力发展的风电、太阳能电，基数很低，很长时间内无法挑大梁。当下，企业居民都要用的电，80%是以煤烧出的火电，而煤的清洁化使用是最困难的。美国已经基本不用煤了，靠什么？石油、天然气、油页岩。而中国石油、天然气要60%以上依靠进口，不可能再提高依存度了。基于我们的资源禀赋条件，就必须突破性地成功实现煤的清洁使用，并纳入各种多方努力的措施的组合之中。这种破解非常之局的非常之策是什么呢？正是要由供给管理形成的一大套系统工程式的方案。这是中国必须解决的特定问题。
第二个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考验就在眼前。虽然对这一概念还有争议，但是中央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地从领导人到有关部门一起在讨论怎么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中国人必须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面对中央文件表述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如果处理不好，前面大半个世纪90%的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大概率在中国重演的话，我们原来“从未如此接近”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就可能变得可望而不可即。这个威胁难道不是国家战略层面必须考虑的大问题吗？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严重一些，一定要正视中国怎么避免重蹈那么多国家的前车覆辙，而力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个是要应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解决好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当年非常清醒地给出一条思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致富；致富不可能齐头并进，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要回过头来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不能解决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是他非常清晰的认识。现在网上不少人情绪化地说邓小平只知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完全不符合历史情况。我不认为邓小平是完人，邓小平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在这个事情上必须说公道话，邓小平非常清晰地特别强调了要坚持走向共同富裕。问题是怎么走？比如三中全会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此前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上海、重庆两地启动了房产税试点，但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步履艰难。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共享发展是归宿，要优化再分配，走向共同富裕。操作点在哪儿？看来看去，再分配能避得开财产税、房产税吗？恰恰在这个事情上现在我们还没做出无法绕开的立法与制度建设。其他相关的事情还有很多复杂、细致的问题。但别无选择，必须往前走。
在国情制约和问题导向下，要解决问题，攻坚克难，时间表上我们必须清楚地划出三个战略分期。第一，全面小康决胜阶段必须实现的2020年的任务目标，一是达到全面小康；二是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其难度比全面小康大得多，全面小康达标只要求未来几年年均GDP增长6.52%以上，再配上社会政策托底，而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则要艰难得多，现在要看再往后，中央怎么进一步做出指导。第二，再往后的十年间，中国那时人均GDP应该在一万美元以上了，再往上走两三千美元，可达到动态比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下沿，那时还要防止出现反复，很多先例是到那时反复了。第三，再后面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从而达成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三）第三层面，我们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意见，主题和基本思路就是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
第一，针对这五大要素相关问题，必须逐一考虑对策化的解决方案设计。人口政策方面要及时调整。我们提出放开二胎，后来五中全会宣布的是“放开两孩”，与此仅有微妙的区别。放开二胎怕什么呢？谁撞上大运，前面一胎是双胞胎，也允许他们要二胎，就这点小区别。但是五中全会的中央表述是放开“两孩”，比放开二胎稍微严格一点。现在看，放开“两孩”以后一系列的信息表明，中国人生育意愿在明显降低，很可能需要更积极地考虑后续推出鼓励生育的措施，并实施优化和提高人口素质的战略部署。
第二，在土地制度方面，我们认为应该积极推进重庆“地票”试点，解决好一定要“另辟蹊径”的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地票制度有很多合乎逻辑的创新点，而且重庆也在这方面努力积累了经验，已走了七年多，有关部门的态度是只许在重庆试，成都曾经跟进，迅速被叫停——我们认为这不符合邓小平的改革智慧，应当尽快扩大试点范围，总结经验积极推进。
第三，在金融改革方面，我们也提出一系列的建议。金融改革在2015年有非常重要的进展，应当乘势巩固存款保险制、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成果，落实后面的跟进措施。
第四，企业减负的改革，除了减税之外，还要实质性减少税外的收费、五险一金、各种各样的隐性负担。一个企业开办，要盖很多章，至少几十个，这种负担的减少，不是靠运用减税概念能够解决的，一定是配套改革才能解决。
第五，在教育方面一定要有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方案，破解“钱学森之问”，科技方面一定要有符合科研规律的全套制度安排，才能真正可持续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这五大要素所对应的供给侧改革，还必须配上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司法等多方面综合配套的改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考验关口，中央确定供给侧改革，所要寻求的，就是抓住矛盾主要方面，攻坚克难。只有通过供给侧入手的这套改革，才能把千千万万微观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活力真正释放出来，把可观的潜力真正激发出来，以实现全面小康，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达到伟大民族复兴，完成现代化伟业。
五、供给侧改革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思维要点
当然，我们也必须关心改革发展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机遇，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我觉得企业界的朋友们首先要有个思想准备，还得继续忍受阵痛。但与这个过程结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苦练内功”。其实有些企业，前面已积累了一些优势，是在普遍感觉困难的情况下，“没事偷着乐”，订单可能不降反增，是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品牌效应，在乘势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这种企业给我们做出了一定的表率。另外一些企业，要争取突破临界状态，通过练内功、忍受阵痛以后达到升级的境界。实话实说，竞争的最后结果一定是有些企业过不去，这方面光讲空话不解决问题，现在已有的社保体系，就是要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与真正淘汰落后产能而出现相关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带来人员安置、培训的问题相匹配。去产能中的就业问题解决好，要靠政府牵头，以社保体系托底来解决到位。企业则必须争取在市场竞争里面找到自己应对挑战的相对优势来采取生存发展和做大做强。有些领域，我观察其实是乘势往上继续发展的问题，比如这几年虽然经济一路下行，但在中国，大家可注意一下，保险业、理财公司的日子非常好过，只是在很多场合不公开说而已。看看这些保险、理财方面的著名公司这几年的基本数据，业务量增长幅度不是20%，是30%以上，利润水平也是，动不动就是30%以上的年度利润增长幅度。什么道理？经济下行过程中，中国的一些发展潜力仍在释放，老百姓收入仍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有了金融意识，而看到经济下行他们又增强了避险意识，凑到一起，保险、理财倒是香饽饽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一定要分别做出具体的分析，所以也不是简单地忍受阵痛，你说这些保险业的高速发展中有什么阵痛？这些事情都得具体分析。另外像华为，很独特的那一套创新发展，大家还在继续观察。我看华为是在高度的风险意识下按照已经形成的一套企业文化和企业发展战略，鼓足干劲继续乘势往上追求超常规发展。诸如此类的不同行业、企业所面临的形势、机遇和困难，一定要具体地分行业、分企业、分特定条件来做出分析认识。
供给侧改革说来说去，有大道理，有原则，到一个具体区域，到某个行业或者企业，有什么抓手，能不能讲点基本的切入点？我看切入点至少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表述。
第一，供给侧首先要考虑如何抓制度供给。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并不能说可以对改革做全局优化设计，但是于中央的改革规划之下，地方政府有什么自己创新的空间，还是应继续鼓励先行先试，同时中央还有一句话：重大事项上不能抢跑。显然，地方有所作为的空间有限而微妙，但毕竟存在一些自主作为空间。如果看区域发展中地方领导班子决策上能够形成共识的制度供给创新点，我可举个例子：当年中央说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除了财政的省直管县之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行政上也试行，后来广东曾经跟进，据我所知全国唯一的一处明确实行行政省直管县的地方，是顺德，当然后来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像模像样的经验总结，但毕竟这是地方可以抓制度供给创新点的一个例子。新的一轮改革走到一定的时候，特别到十九大对通盘设计又会有一些明确指向之后，地方、企业都一定要注重抓制度供给创新。企业相关的制度方面，更有不同层次上的创新点，华为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上市，是不是也属于一种创新个案？
第二，对政府来说，抓规划的供给。如京津冀一体化，其他各个地方政府，无一不是需要动态优化自己辖区通盘的发展战略规划，落到“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现在这看得很清楚，不可能指望基层分散的主体通过试错法，在每个地方政府辖区形成一个通盘合理的结构性复合型规划，政府这方面的责任天经地义。政府需要很好地组织专家力量凝聚专业能力，汲取全社会的聪明才智来支持规划层面的科学决策。以后几十年，地方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争先恐后的竞争”还会延续，比拼的首先是规划。企业和企业集团也有生产经营战略规划这方面的供给管理问题。
第三，抓政策供给是不言而喻的。有些政策是垂直的，如“去杠杆”指标上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中央调控，跟地方企业不直接相关。但到了地方，如果说到财政政策，分级财政的贴息、信用担保、产业基金、引导基金等等相关政策，都有可塑性和创新空间，这都是可以抓住其可塑性来加以优化的政策供给问题。
第四，投融资的供给，在PPP方面大家值得做更多的了解和努力。我认为确实有广阔的前景，它最容易在很多人指责所谓“官场不为”的情况下，在不少区域决策层达到“天时、地利、人和”凑在一起的状态把事情做起来，因为，政府、企业、专业机构是一起走阳光化的程序，谁也不用担心别人抓你的小辫子，不担心留下什么把柄吃不了兜着走，就可能把一些事情真的做成了。想干事、会干事的人合在一起干成事，不出事，PPP是一个阳光化的好机制。实话实说，欠发达区域的领导层在PPP这方面往往更敏感，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我们接触了不少市县级领导，他们听明白PPP以后真的是眼睛一亮，已经看到，很多中西部区域在实行PPP开拓创新中，比长三角、珠三角做得更积极一些，这也合乎情理。发达地区这边，政府财力雄厚一些，而欠发达地区感受到政府财力方面更有压力，一定要找到政府以外的资金。做起来不难发现，PPP是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在一起“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可以更快形成好事做实、实事做好的政绩，经受时间考验，政府何乐不为？企业在里面也会得到它的长期投资回报，专业机构也会得到自己专业技能发挥之后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自己专业团队价值的应得的回报。
还有第五至第八个切入点，就是科技的供给，人才的供给，资源的供给，环境的供给。这几个要素中，科技不一定追求数量，地方政府也不一定上来只抓高科技，适用技术同样也是有效供给。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重大的决策、重要的项目，请国内外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贡献智慧，提出建设性建议，这就有了人才供给。资源的供给现在要看到全球物流模式在迅速改变，我们怎么样跟上，是做好资源供给的创新。环境供给上，要抓住抓好各个政府所在辖区、各个行业相关的绿色发展、低碳化。
◎原文刊发于《求是学刊》2016年第6期。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
（全文完）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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